全面真軍: 白色恐怖與知名高中

(作者：坊橋城腳下)

一、台灣知名高中的緣起－由日治到中國國民黨政權

　　今日，當我們對國內的國三（九年級）學生問起，台灣各縣市「最好」的高中為何時，多數的答案會從台北的建中、北一女開始往南排，一路自新竹、台中、嘉義、台南排到高雄，最後可能補上一句：「台北還有師大附中、成功高中和中山女中」。這串雷同的答案標誌了自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面對一次大戰後世界風起雲湧的民族自決浪潮，在統治層面進行的調整。

　　這些調整包括了台灣總督派任由武官改為文官、法律上頒定法三號、教育採內台共學制等，總體來說即是歷史上所稱的「內地延長主義」。當台灣人訴求民族自決，日本政府就將台灣視為內地的延長，藉由總督府巧妙的治理術，削弱民族自決獨立的正當性。上面那串我們朗朗上口的高中名單，多數就是在這段內地延長主義的1920年代成立的。

　　時至今日，這些中學校在1945年後經過幾次轉型，除師大附中外，最終都成為僅辦理高中教育的學校，多數成為該縣市的「明星高中」。本文並不打算討論十二年國教，也並非以明星學校存否作為主題，本文焦點在於訴說這些知名高中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一方面呼應近來高中社團對校園轉型正義的呼籲（蔣介石銅像遷出校園），另一方面也反思所謂的「明星高中」，真正明星或優秀來自於哪些特質？是優秀的升學率與社團表現，抑或是展現出自由校風下的自主思想、反抗精神，這些更獨特的價值。

(日治時期臺北一中紅樓)

二、1949年國民黨佔據與退守台灣

　　今日的成功高中、台中一中，戰前就已經發生學生對學校不合理管理制度的異議。二戰之後，特別在二二八事件中，成功高中與台中一中兩校學生分別在當地進行學生組織的串聯，高雄中學更組成著名的「雄中自衛隊」。這些組織行動彰顯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總督府的治理技術，並未完全消弭台灣人對公共利益和社會參與的自覺，反而因「內台共學制」，使台灣本地中學生得以在教育體制下，和同是台灣人的本地生一起上學與生活，形成一個重要的共同體連帶。但這種組織與其精神，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後，發生重大的變化。

(日治時期高雄中學一景)

三、白色恐怖時期開始的轉變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權失去其中國領土，帶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形式，大舉「轉進」來到迄今仍有主權爭議的台灣，風雨飄搖的處境在韓戰全面爆發下，政權始轉危為安，美國的出手相助，使其開始有餘裕進行內部肅清。初期尚未全面開展的統治力量，藉由戒嚴令和動員戡亂體制，在1950年代前期迅速的建置完成，其中的內部肅清，又以消滅共產黨勢力用力最深。著名的內容包括由當時領導人蔣介石親自修改判決書刑度，以及由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執行的特務體系，這些都影響此後數代的台灣人。

從「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公布的官方的槍決名單(部分)可知，自1950年到1961年的十二年中，台灣每年因白色恐怖而被槍決人數如下：

年分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人數	171	150	208	148	107	105	48	20	10	13	8

　　而在1961年到1965年的五年間則僅有30人被槍決。由數據的趨勢可知，自1950年到1955年間的槍決總人數占整個白色恐怖時期槍決人數三分之二以上，這幾年可以說是蔣介石政權積極肅清反對力量的時期。以下筆者以成功高中作為主要切入點，觀察此時期，各高中內部的可能控制狀況，以及治理技術下，學生雖普遍在學校噤語，常久下來造就出一種明哲保身的保守態度，但各學校間仍有所微妙的差異性存在。

四、白色恐怖時期政府對高中的治理－以「成功高中」為起點

　　筆者選擇成功高中的主因，在於該校校友在當時政治犯中，被判決服刑和槍決人數的比例，於各知名學校中是數一數二的高（相關文章可見李禎祥先生「政治犯濟濟的成功中學」一文），此外前述的成功高中和台中一中，早在戰前就存有異議傳統，故以之為觀察點。在1950年7月到1956年7月的六年中，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特別關照下，派任後續擔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反共救國團團主任及國史館館長的親信潘振球擔任成功高中校長，其任內提出「愛國家、求進步」的新校訓，取代了日治時期「實、質、剛、堅」的校訓。

　　在國史館出版的傳記中看到：「潘振球開國內的先例，積極推動軍訓與童子軍教育，將年輕學子打造成文武合一的革命青年」。潘振球在任的期間正好是白色恐怖時期槍決處刑的高峰期，也正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民思想與自由鎮壓最為慘烈的階段，潘振球在此期間將其思想實施於成功高中，配合該校政治犯人數的高產量，更可看出成功高中在當時可謂是當權者亟欲進行思想清洗與改造的學校，也是研究白色恐怖時期各高中歷史的極佳著眼點。

(1956年潘振球校長於成功高中之題字)

五、由「中學校長」作為觀察點

　　成功高中作為白色恐怖時期關照重點，可由各校「校長身分」的比較發現端倪，將各校進行比較便可一目瞭然。建國中學當時校長為北京大學畢業的賀翊新，據校友描述，在其任內15年可說為建中豎立至今仍引以傲的自由校風。同時期的北一女中校長江學珠，到退休為止，一生最長的職務就是北一女中校長，完全以第一線的教育為職志。師大附中則是由曾被政治大學前身的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退學，後來在【未央歌】小說場景西南聯大畢業的黃澂掌理，並完成至今仍讓附中人津津樂道的班號和以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為校訓等等傳統。當時的北部，僅有前述成功高中的潘振球及中山女中的王亞權，在校長任期結束後，進入政治部門(救國團、婦聯會)繼續從事政治工作。

　　在台北之外，新竹中學的辛志平，廣東中山大學教育系出身的他，其竹中校長職務任內近30年，讓不少學生感念，其中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李遠哲，在授獎學院允許領獎人只能複製一份獎牌的規定下，將謹此一份的複製獎牌贈與竹中。從日治時期就有濃厚的反抗傳統的台中一中，當時的金樹榮校長對於反抗傳統採取對話而非鎮壓的態度。嘉義高中當時則由學風自由的復旦大學統計系主任芮寶公任校長，據退休台大教授李鴻禧所憶，「多名教師皆為隨政府來台的復旦大學教授，也因為這老師影響，我稍微有了一些自由派的想法，也帶著這些想法去念法律系」。高雄中學是由當時曾被警備總部列為黑名單限制出國，而被認有左派思想，具教育心理背景的王家驥任校長。從當時全台各校校長的身分與後續發展進行比較，可以清楚看到當時政府對成功高中反抗傳統的戒心，與亟欲統治安頓的心理。

(1941年成功高中一景)

六、結語

　　本文僅是希望開啟對於白色恐怖時期各高中歷史的考察，做為未來校園轉型正義討論的基礎，除了筆者提出的觀察點與成功高中外，也期待未來有更多關於其他學校的考察，或嘗試由不同觀察點切入討論。最終筆者想澄清一點，筆者並不認為成功高中因為該時期的治校與管制，就完全喪失其自主思考與反抗的精神。若我們把1950年到1955年，視為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建立「黨國體制」的關鍵五年，那麼這五年間全台灣幾所知名中學校，當時校長的身分和辦學態度，就可能足以影響後續學校的長遠發展。兩所戰前具有異議傳統的高中之中，台中一中雖然沒有辛志平或賀翊新，但該時期至少有勉為願意聽學生意見的金樹榮。反觀同樣具有硬頸精神的成功高中，不只沒有芮寶公或王家驥，反而是由當時掌領政治作戰的蔣經國親信潘振球，擔任該校的校長。

　　相較之下，成功高中在潘振球的治校下，則成為「黨國體制」的軍訓教育模範學校。但這並不代表該校學生失去為自由奮戰、對不合理制度進行反抗的精神，筆者期許這些反抗精神早已成為該校的「精神遺產」，如伏流般地隱藏，留待後輩仔細地發掘、緬懷。這幾周，筆者在網路上看到各高中拍攝蔣介石銅像遷離校園的宣傳影片，其中就有成功高中的多位學子參加，對此筆者抱持樂觀的心情，相信該校的反抗基因仍會為台灣孕育出更多擁有自由思想與反抗精神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