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安行道樹)
這幾天在政治新聞中喧騰的最沸沸湯湯的，在地方莫過於基隆市與台北市的市長選戰糾紛，除了可以看到黃景泰的候選人資格保衛戰之外，就是柯文哲與連勝文每天的隔空駁火、叫罵；至於在中央，反而是個跟政治事件不太有干係的事情占據了新聞版面，也就是現任教育部長蔣偉寧，突如其來地捲入了一起學術造假事件，引發了蔣部長是否有違反學術倫理的爭議，甚至還有要求蔣部長停職接受調查的聲浪。這件事是真是假，不妨先暫時擱下，畢竟我們都是局外人，無法窺知箇中實情，只能站在黃線外看戲。不過，對於一個學者來說，「學術倫理」似乎如學者第二生命般重要，縱使成了政務官，過去是否遵循學術倫理，也如影隨形的影響著學者的政治生命。以下，就讓我們來看看一則與德國前教育部長有關的小故事。
（「自稱」是無辜捲入造假風波的蔣部長，神情顯得特別無奈）
2013年2月9日，時任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長的安娜特．莎萬（Annette Schavan），因她在1980年完成之博士論文被認定為抄襲，遭到杜塞道夫大學撤銷博士學位，莎萬也因這項醜聞被迫辭職下台。而莎萬是何許人也，以及這起抄襲抓包事件的來龍去脈究竟為何，就讓我們看下去。
（身為教育部長仍陷入抄襲醜聞中，辭職成了莎萬唯一的選擇）
安娜特．莎萬出生於1955年，父親是普通職員、母親是家庭主婦。1974年，自文科中學畢業的莎萬，分別於波昂與杜塞道夫大學修習了教育學、哲學與天主教神學。1980年，莎萬以教育學論文《個人與良知—當今道德修養的先決條件、必需性和要求的研究》取得了杜塞道夫大學的博士學位。莎萬畢業後，運用她在教育學與天主教神學方面的專長，開始在相關的天主教教育機構工作。除此之外，莎萬也相當熱衷於政治活動，1973年她便加入了CDU，並不斷於CDU中身兼要職，且積極投身於諾伊斯市的地方政治圈中，1982年到1984年期間還擔任了該市的市議員，主要的問政焦點集中在地方的教育與環境政治事項上。1995年到2005年間，則擔任了巴登－符騰堡邦的文化、青年與體育部部長。自2005年起，莎萬更上一層樓，開始了她聯邦議會議員的生涯，她連續三屆都在巴登－符騰堡邦第291號選區以幾近過半的選票獲得勝選，並進入梅克爾內閣中擔任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長的職位。綜觀莎萬前半生，可以說是個歷練豐厚、才識兼具的政治人物，她與梅克爾關係密切，梅克爾也仰賴她在教育方面的長才，委由莎萬擔任聯邦教育及研究部的部長，一肩扛起擘畫德國聯邦教育事項的重責大任。就在這平步青雲，一路升遷順遂且擁有高度民意支持的當下，2012年卻發生了嚴重打擊莎萬聲望的事件。
（莎萬於抄襲醜聞爆發前，可說是CDU相當重要的政治人物）
2012年，一個名為「schavanplag」的部落格詳盡的比對了莎萬於1980年所發表的博士論文，強力指責該論文有諸多部分並未提供應有的文獻出處，而有嚴重的引註不全現象，已達抄襲程度。這個部落格是源自一個以查出學術抄襲為目的的網路社群「VroniPlag Wiki」而來，該社群針對莎萬的博士論文成立了調查群組，開始比對該論文是否有抄襲的可能性。經過一番漫長的比對作業後，多數成員認為莎萬的論文固然有些引註有問題，但至多只是「邊緣案例」，還不至於到抄襲的程度，故內部決議不將此案的調查結果對外公布。然而，當中一名匿名成員認為縱使VroniPlag團隊內部否決公開此案，但他仍確信莎萬的論文已達抄襲的程度，故決定另行成立部落格（schavanplag）公開此事。
（近年德國興起一波追殺造假論文風潮，藉由網路，大量的論文被調查是否抄襲）
此部落格一出引起學術界一陣嘩然與廣泛的爭論，對於莎萬的論文是否抄襲一事，看法非常分歧，因為莎萬已經在論文中將閱讀過得文獻消化並改寫，所以無法斷言當中的概念必然出自某位學者，然而該部落格仍然認為莎萬漏未引出文獻出處。面對接踵而來的質疑聲浪，莎萬決定自行向杜塞道夫大學請求針對她的論文進行審查，並表示：「基於其最佳的知識與良知」，莎萬不認為自己的論文有抄襲；而莎萬的指導教授也明確的表示，莎萬的論文絕對合乎科學方法，並沒有違反學術倫理，甚至強調不應以現在的科技方式與學術要求回過頭去檢視1980年的博士論文，畢竟現在已有電腦作為輔助，但過去光憑一己之力並無法處理這麼多的文獻資料。
（設計對白：要戰便來戰！）
杜塞道夫大學針對莎萬的申請案，交由一個15人的審查委員會負責審理。最後在2013年1月22日，以14票贊成、1票棄權，無人反對的情況下，認定了莎萬論文已達抄襲程度。根據內部調查報告指出，審查小組認為莎萬的論文約有60處已達「顯具欺瞞意圖」的嚴重情事。於調查結論出爐後，2月5日，以12票贊成、2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認定莎萬博士論文無效，並撤銷她的博士學位的提案。收到這樣的調查結果後，莎萬決定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試圖循法律途徑挽回她的學術清譽，但同時莎萬也向總理梅克爾提出了辭呈，主動請求辭去教育及研究部部長一職。2月9日，總理梅克爾「非常沈痛地」接受了莎萬請辭的要求，莎萬對於為何請辭一事表示：「我的論文既未抄襲也未試圖欺瞞……但是當一位部長與一間大學爭訟時，勢必會對我所任職的機關、聯邦政府以及CDU帶來相當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將盡可能的避免我所屬的機關蒙受損害。」
（因抄襲案使得莎萬黯然辭職下台）
此案於後續的纏訟中，因行政法院認為此種審查委員會具有一定的裁量判斷空間，針對此種學術上的判斷法院不進行介入，至於審查過程中並沒有發現任何法律適用的錯誤，所以行政法院判定莎萬敗訴，此案於上訴後亦遭受駁回的命運。
（連嘉年華的遊行花車都拿這件事來酸，學術倫理真的很重要）
究竟這位德國的前部長是否確實合乎抄襲的條件，只能說變成了眾說紛紜的羅生門事件，有人認為莎萬明擺著就是抄襲、違反了學術倫理，根本不配擔任教育及研究部長；但有人持反對立場，認為這樣的判定未免過於苛刻，甚至有人認為整件事都是杜塞道夫大學的政治陰謀迫害。然而，無論如何，莎萬被杜塞道夫大學認定論文抄襲已是不爭的事實，莎萬後續可以用法律途徑、社會公評種種的方式來還她清白。但是，在一公布抄襲審查結果的當下，她為了避免因為自己的醜聞糾紛，引發外界對於教育及研究部的負面觀感，便毅然決然願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辭職下台以示負責，避免因為自己個人的紛擾，危害了聯邦機關的正常運作。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風骨，於此可見一斑。
（為自己出的包負責，真的是很基本的事情）
看完了德國政治人物面臨學術倫理紛爭後的處理態度，套用一句總統府秘書殷瑋先生最常說得一個詞，讓我們來「反觀」一下我們的蔣偉寧部長。自學術造假案件爆發後，除了造假文章被撤銷外，更轟動了國際學術界，成為了外媒爭相報導的重大學術醜聞，儼然是另類的「台灣之光」。而我們的蔣部長第一時間便果斷的選擇「切割」與事主陳震遠的關係，僅承認陳震遠的胞弟陳震武是蔣部長的指導學生，文章投稿事宜蔣部長一概委由陳震武處理；至於為何會發生造假事件，蔣部長則試著用「不認識」、「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等說詞把問題撇的一乾二淨，更高聲放話要陳震武出來「踹共」！
（設計對白：我名字在上面又怎樣？我什麼都不知道！一切都不干我的事！）
本來應該是一件自負其責的學術倫理事件，但社會大眾看到蔣部長如此的回應，頓時責任彷彿不在蔣部長身上，變成大眾有義務把這件事查得水落石出，自己搞清楚這件事到底怎麼回事一般，正所謂「自己的教育部自己救」。霎時間，開啟了全民柯南的調查活動，學界、民間自己捲起袖子來研究JVC期刊投稿的方式，以及蔣部長對這件事到底「知不知情」。在當事人一概否認的情況下，社會大眾只能用剝洋蔥的方式，一層一層剝開那重重的謎團，看看核心的真相到底是長個什麼樣子。
（當台灣人還真苦情，面對政治醜聞，政治人物永遠在第一時間說：「不知道！」）
隨著案情的發展，大眾開始質疑身為一名大學教授，連自己的文章是怎麼拿去投稿都搞不清楚，甚至所謂「無關的路人甲」都能掛名在作者上，結果還可以大聲說自己什麼都不知道，真是令人瞠目結舌。還有人調查了本次的苦主JVC期刊的投稿機制，發現了文章上所有的作者理論上都會收到該期刊的通知信，硬要說「不知情」未免也太硬凹。靠著大家同心協力，甚至查出蔣部長早與陳震遠合作多年，且陳震遠亦以此向科技部申請補助，二人共同掛名的文章更高達12篇之多。種種的事證都使得社會大眾對於蔣部長的信賴度如雲霄飛車般的迅速跌落。即便堆積如山的證據陸續出土，蔣部長依然強調自己完全不認識陳震遠，無論於公於私皆毫無往來。一件關於蔣部長的學術倫理事件，似乎將會成為世界盃落幕後的接檔連續劇，正要熱鬧的開始上演。至於什麼政治責任、馬政府的名聲、教育部的聲譽，相較之下，似乎是蔣部長頭頂的烏紗帽比較重要些。
（雖然看不到帥帥的內馬爾，但還有蔣部長可以看，只是沒那麼賞心悅目就是了）
----------------
作者簡介：
一棵身家不好，只能在天橋下說書的行道樹。
陳建仁論文抄襲
回覆刪除http://blog.udn.com/duntaiyu/39092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