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在海外被欺壓，政府做了甚麼？」
馬政府執政以來，屢以韓國經濟成長為例，鼓吹自由經濟與貿易為救台灣的根本之道，自ECFA以降，包括台紐FTA、台星FTA等，皆被當作執政當局的偉大政績，姑不論市場開放對台灣經濟的優劣，素以富有台灣精神的海外台商卻在這一波波協定簽署的競賽中，成為數字累積的犧牲者。
我國海外投資仍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台商於海外投資猶如打一場國家經濟發展的前哨戰，必須於勞力密集的投資地對抗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因台商的投資地仍多為極權國家，政治因素干預投資環境等事件多有所聞，台商除要憑藉己身實力進行生產，亦須設法排除投資地政府不友善作為干擾投資獲益。
但台商對投資地政府而言，終究僅是海外投資者，況勞力密集的產業可替代性較高，即便在台灣已是大型企業的台商，仍時常遭到投資地政府用完即丟的待遇，如太平洋SOGO於中國投資之百貨公司遭黑衣人包圍、越南政治暴動燒毀數百間台商廠房等皆為適例。欲改變台商海外投資的困境，除應自長期的經濟規劃、改變產業結構著手外，我國政府所簽的經貿相關協定，應立即停止數字的追逐，轉而著重協定條款的實質內容。
國際間通常是以「國際仲裁制度」作為保護海外投資人的方法，基於主權優位原則，一般由兩國簽訂國際仲裁條款(可能存於自由貿易協定或投資保障協定)，相互約定並預先同意仲裁條款的內容，其中包含仲裁條件、仲裁地點、仲裁機構等，待投資糾紛發生時，即可對侵害投資人的國家提起仲裁。換言之，仲裁條款是海外投資人的最後一道防線，獨立於當地的內國訴訟制度，藉由公正的國際仲裁機構保護投資人的投資利益。
以兩岸為例，台灣與中國於ECFA框架下簽署兩岸投保協議，其中保護台商的方式包含友好協商、調解、協處、內國救濟程序，不見國際常用的仲裁制度。換言之，如果中國透過不法手段侵害台商權利時，台商只可透過不具強制力的溝通、中國官方色彩濃厚的調解機構或中國體制內訴訟制度進行軟性救濟，使台商的權益維繫於中國政府的施捨，在象徵主權意涵的仲裁制度上對中國政府讓步，只為了馬政府推動兩岸協議簽署量的政績，可以說兩岸投保協議的簽署，對台商的保障是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另觀今年五月發生的越南暴動事件，即便台商得依據台越投保協定對越南政府進行國際仲裁，但國際仲裁的費用動輒數千萬台幣，個別台商難以負擔，且在我國政府規劃下，越南台商已於當地建立完整的供應鏈而被迫繼續於越南投資、難以移轉投資，台商若提起國際仲裁勢必得罪越南政府而不利於後續發展，導致越南台商必須向我國政府求援。雖然台越投保協定規定得由台灣政府向越南政府提起國際仲裁，但該仲裁條款中並未明確規範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台灣政府若欲對越南政府提起仲裁，必須額外取得越南政府的同意，此等未經妥適規劃的制度設計，對台商權益的保障猶如空中樓閣、不切實際。
就筆者的觀察，我國談判人才欠缺，且在馬政府績效的要求下，談判團隊往往於未具備足夠資料與充分分析的情況下，倉促就急的簽署經貿協定，不僅對台灣經濟發展欠缺規劃，盲目揮舞大旗指揮台商向海外搶灘，卻未提供足夠的保障與後盾，更造成台灣經濟資本無謂的耗損。何況面臨中國強權，不僅未於宣稱中國讓利的項目上得到便宜，反而於兩岸協議的簽署上破壞台灣民主法治，以台灣主權滿足馬政府的數字迷思與兩岸地位，顯是得不償失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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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花東迫擊砲，主張設立花東特區，全世界都是我的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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