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安行道樹)
經歷長達38年戒嚴時期後,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終於可以如同其他民主國家般,「正常地」運行民主體制。新生的台灣彷若初生嬰兒似地,在民主的道路上一邊摸索一邊前進。在這轉換的陣痛期中,社會大眾似乎對於所謂「立委諸公」的表現普遍感到不滿,認為立委們要不是於國會殿堂中爭吵、互毆外,便是從未見到立委的身影出現於立院中,反倒無時不刻於自己選區內對地方父老噓寒問暖。這種被各界撻伐的「立院亂象」究竟所為何來?為何立委在立院中不是打架,就是消失的無影無蹤?本篇文章試圖從台灣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下手,來解析此一現象的由來以及解決之道。
台灣自1992年首次全面改選立法委員以來,均以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簡稱SNTV)作為台灣決定立法委員人選最主要的選舉制度。這個選舉制度,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選區可能要選出2到10名不等的席次(依選區人數大小而定,甚至可能更多),每位選民可投一票;至於如何勝選,以應選名額10席的選區為例,若候選人共計15名,只要得票率在前十高之候選人即可獲得席次,而後5名候選人便是落選。此種選舉制度在台灣可說是行之有年,從1992年到2004年的立法委員皆採行SNTV,換言之長達六屆的立法委員均由此制度選出,然而也因為此制度運作上的特性,埋下了長久以來國會紛亂的因子。台灣之所以採用SNTV,主要是沿襲當年日本之選舉制度,但隨著日本於1996年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式並立制後,台灣可說是當時世界上極少數仍以SNTV為選舉制度的國家之一。
當然,眾人皆知台灣於2008年亦追隨日本的步伐,將選舉制度也改成了單一選區兩票式並立制,但之所以會有如此劇烈的制度轉變,則不得不提及SNTV所具有的獨特選戰性格,以及所引發的諸多弊端,才能理解為何台灣亦會選擇走上更動選舉制度的道路。由於SNTV勝選唯一條件在於候選人只要比應選名額最後一名的得票數高便可勝選,故最少應拿多少票並非重點,名次不要名落孫山,就能篤定當選。因此,在台灣選舉史上發生最有名的例子,即是在當年人稱「政治金童」的趙少康,所引領的「母雞帶小雞」效應。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在台北縣選區應選名額為16名,共計48名候選人參選,本可想見該次選舉應該是腥風血雨、競爭激烈,未料趙少康憑藉著個人魅力,以一人之力於該選區獨得235,887票,占該選區總得票率16.96%之多,由剩下47名候選人瓜分殘餘的83%選票。此結果,使得當年於台北縣選區當選之立法委員,除了民進黨盧修一外(事實上也才只有8.61%),多數當選者的得票率只介於3%至2%之間,最低票數當選者僅36,953票,與趙少康的得票數相差足足有6倍之多。這種超級吸票機效應,除了讓其他候選人只要靠著帶頭大哥的庇蔭,便能以極少的票數輕鬆撈得一席席次;進入立法院後,縱使趙少康身挾23萬的民意支持,其於立法院表決議案時,終究只有自己一票,而僅靠3萬、4萬票當選之立法委員,於表決時也是一票,使得即便是民意支持度超高的明星立委,在立法院中也毫無施展的可能,這位明星立委背後所背負的龐大選票也跟白投了沒什麼兩樣。
正因為此種超級吸票機現象,不難看出很多選票事實上是被「浪費」了,既然得票數只要略高於最後一名當選者即可確保勝選,把票數衝高到突破天際便成了毫無意義之舉,而且即便母雞帶小雞的作用,但也不能確保帶上來的小雞跟母雞是同個政黨的。打個比方,如果這選區應選10席,選舉權人數10萬票,則平均1萬票應該可以取得一席,而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此選區各有40%的支持率,剩下20%是游移不定的中立選民,此次選舉國、民二黨各推7名候選人,另有6名無黨籍候選人參選,總計20名候選人競爭10席席次。如果國民黨的超級新星一人獨得了3萬票,則剩下的9席平均只要7千多票便可勝選,但其他6名同黨夥伴卻僅能平分1萬票的國民黨鐵票,以及爭取剩下2萬票的游移票;反觀民進黨如果把鐵定拿到的4萬票有效分配,最少可取得5席席次,若再爭取一些游移票,運氣好的話說不定能突破至6席。最終選舉結果可能變成國民黨僅取得3席,民進黨坐擁6席,無黨籍1席,但國、民兩黨的實際得票數卻相差不多,最後演變成國民黨的大敗。
鑑於此種現象,為成功贏得選戰,各黨無不開始苦思「配票」策略,也就是如何能把選票平均分散在每個候選人身上,盡可能的最大化各選區所能獲得的席次。「四季紅」、「身分證末碼」、「出生年月日」等配票方式不僅層出不窮,且各自均別出心裁,希冀能使選票平均落於每個候選人頭上,共創席次最大化的勝選榮景。當然,能配票成功固然是好事,但也不乏配票失敗的例子,例如第5屆立法委員選舉,台北市第一選區的丁守中在呼聲極高、篤定連任的情況下,居然以第一高票落選。細查其原因,無非是丁守中聲望太高,人人均覺得丁守中會當選,票投給他不啻是種浪費,不如將票轉投給其他有機會的候選人;結果當大家都做此思考時,下場就是哪個候選人聲望越高,落選的可能性也跟著竄升。試想,民主選舉的目的就在挑選出眾所公認的人才來為社會服務,結果在SNTV運作下,反而可能讓多數人肯認的候選人落選,也算是這選舉制度運作的一大奇觀了。也因此,我們總是可以在過去每次的立法委員選舉中看到各種的「告急」、「棄保」等呼聲,民調高的要說成是民調低,彷彿人人都謙沖自讓、選戰艱困一般,但實情也真的是如此,如果聲勢過高反而會變成落選頭,此種選舉怪象大家也只能概括承受了。
當我們把目光放在頗具吸票效應的政治明星身上時,也不能不回頭來看其他的勝選者到底是怎麼獲勝的,畢竟他們才是多數,應該關注的焦點絕非那幾個特別厲害或特別苦情的明星們。在SNTV下,要勝選只要比當選最後一名多一票就能獲勝,換言之當選票數不用太多,算得夠精才是重點。細查數十年來的投票狀況,大概只要拿到3萬到4萬左右的選票就很有機會可以取得一席席次,運氣好時遇到選區內有超級吸票機,更可能只要2萬多票便可當選。由此不難發現SNTV想要勝選,票不在多,而在要算得夠精!只要能獲得約略一定安全門檻內的選票,獲選的機會就非常的高。
如此產生什麼問題呢?首先,賄選頻傳,畢竟拿3萬到4萬票即可當選,先顧好底下的樁腳確定可以拿多少票後,再花點錢去買點選票,最後再吸引些中立選民的選票,如此一來當選的機會自然大增,只要選戰期間不出什麼亂子,靠著這樣的操作可說是篤定當選。其次,偏鋒選戰策略也是層出不窮,有別於多數候選人會提出中規中矩的政見來博取多數人的支持,SNTV反而無須如此辛苦,縱使提出了再誇張的政見,只要確保有3萬到4萬左右的支持度,幾乎也是勝選的保證,從選舉光譜來看,固然偏鋒意見占光譜內的極少數,但這少數也足以讓候選人取得一席席次了;所以立法院裡面永遠不乏主張怪異或言論偏激的立法委員,不僅可以博得極端選民的認同,更能獲取暴露在鎂光燈下的機會。
也因為只要穩固一定的票源便可勝選,地方派系、樁腳的重要性便大幅上升,反而政黨的重要性變得沒那麼重要,畢竟候選人這麼多,大家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政黨再厲害也不可能雨露均霑地關照到每個候選人。因此,地方勢力的重要性遠大於數百里外的中央黨部,縱使和政黨一言不合,脫黨參選,只要握有地方派閥的支持,也依然勝選無疑,此時政黨政治無非是被地方派系綁架,政黨黨紀也形同兒戲毫無拘束力,各種脫序演出更是層出不窮,地方諸侯各據山頭、各自為政的戲碼更是時有所聞。無論如何,地方的重要性均遠勝全國形象的經營,立法委員的目的在於制定普遍適用於全國的法律規範,但SNTV重點在於地方有多少的支持率,而非全國的曝光率有多高,因此眾多立法委員皆明瞭箇中奧妙,與其浪費生命在立法院內制定多麼公平正義的法案,都比不上勤跑選區內的紅白場、勤於選民服務來得有用,甚至可能因為待在立法院內太久,疏忽了服務地方的重要性,反而遭受敗選的命運。此時不禁令人要問,立法委員的工作究竟是制定法案,還是只是個四處在鄉里間幫人證婚、送輓聯、關心路平不平、燈亮不亮的鄉長型人物?
配票、民意表達不彰、賄選、地方派閥叢生、偏激意見浮濫,以及委員每天都窩在地方跑紅白場卻從未出席議案審查,種種的弊端都顯示出SNTV下的重大缺失,讓台灣的國會生態宛若一場無時不刻都在上演的鬧劇,也因此逐漸有了國會改革的呼聲;但是要怎麼改,以及從何改起,便成了政治角力新一波角逐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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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大安行道樹
平日喜觀察往來行人,以社會觀察家自詡。
本欲施展一番抱負,無奈品種錯誤,身家不如隔壁田的西瓜。
在看到隔壁區親戚強迫搬遷的下場後,只好在天橋下說書,盼能求個溫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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