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在昨天晚上九點召開完國安會議後，拍板定案由中國國台辦提交我國加入亞洲投資銀行的參與意向書，乍看之下似乎十分迅速的回應國際情勢，實際上卻是準備上演一齣毫無實際利益，甚至可能賠本的生意。
在國際現實下，台灣鮮少有機會可以參加政府間國際組織，即便參加也是以「特別關稅領域」、「捕魚實體」等身分，並以「會員」而非「會員國」的名義參與。且礙於中國的關注眼神，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模式幾乎皆係以「事後加入」的模式，換言之，須待其他創始會員國簽署，並達國際組織所規定的國會批准數量門檻後，台灣才有加入的餘地。在非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中尚且如此，更何況由中國一手規劃的亞洲投資銀行，豈有可能讓台灣有機會以「創始會員國」或「創始會員」的身分成為亞洲投資銀行的一員？更令人感到害怕的是，據報載，馬總統倉促的決定由陸委會請國台辦向亞投行籌備秘書處提交參與意向書，即便無法身為亞洲投資銀行的創始會員也罷，我國竟淪落到要拜託中國向亞投行籌備秘書處轉交具有國家主權象徵的國際法文件，完全不符合我國過去加入國際組織的實踐，更不符合中國表示「台灣加入的問題按國際慣例來辦」的承諾。
何況依我國過去參與國際組織經驗，皆在攸關台灣主體地位的組織文件、規約上謹慎斟酌，即便有所犧牲，也必須是利益衡量下的結果。不可否認中國對於亞洲投資銀行必定具有主導的力量，台灣所面臨的兩難考驗著領導者如何捍衛我國主權並兼顧國際參與及經濟發展。姑且不論亞投行可能導致國際間鼓吹多年的社會企業責任走回頭路，既然我國無法成為創始會員國，在亞洲投資銀行的章程、組織架構、表決權規則及仲裁規則等，皆尚待討論的情況下，現在「降格」的遞交參與意向書對台灣是毫無利益可言的。
既然沒有時效上利益，我國最妥適的做法應該是與美國、日本等利害關係較為一致的國家進行溝通，且鑒於亞洲投資銀行係近年來少見跨區域性的大型國際組織，即便亞洲投資銀行的設立勢不可擋，也應待組織文件的初步釋出後，將攸關我國最根本利益的章程修訂、表決權行使、仲裁的程序與仲裁判斷的承認與執行進行審慎評估，避免參與亞投行成為對於我國具有負面影響的先例。然以目前我國高層矇著眼睛做決策的習慣，讓中國代替我國締交意向書的結果，破壞了我國幾十年來力抗中國壓力所塑造的「台灣模式」，轉而成為「中國模式」，可以想見日後中國必然會主張台灣於亞投行之實踐為先例，而我國難以彌補的傷害，卻只能換得馬總統的不甘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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