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禍,晉室為避五胡亂華,東渡江左,在建康建立偏安政權,「王與馬,共天下」,講的是這個時候東晉的政局,司馬氏與瑯琊王氏相互扶持的特殊政治形態。這個特殊的政治格局的源起則需溯至八王之亂後期。
當時晉惠帝一系已死絕,惠帝之兄弟展開激烈的皇位爭奪戰,最後獲勝的東海王司馬越在當時條件最差,首先,其乃司馬懿之弟司馬馗之孫,高密王司馬泰之子,與皇室關係太遠,不具近屬名分;其次,政治力量薄弱,領地僅食六縣(同時期的成都王司馬穎食四郡)。然而,他善於判斷局勢,積極攏絡關東名士大族,部屬諸弟於關東重鎮,營造有利形勢,在名士大族中最有力者即是王衍。這是「王與馬,共天下」的雛型,司馬越以宗王的名份及執政的權力,提供王衍及瑯琊王氏家族官位、權勢,王衍及其家族則替司馬越網羅名士人才。
約莫此時,司馬越與王衍指派司馬睿、王導赴徐州下邳,鞏固其大後方,又在永嘉元年任命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與王導至建業,這實際上亦為司馬越與王衍狡兔三窟之計,因為此時中原民變大起、外族叛亂,中央政府已有崩潰跡象。八王之亂後,永嘉之禍接踵而來,五胡紛紛在中原建國,晉室東渡,司馬越、王衍雖難逃身死,但這個政治格局卻被已在江左之司馬睿,與瑯琊王家的王導、王敦兄弟保留下來,亦維繫了晉之存續。
「王與馬,共天下」之啟示在於,掌握政權者必須充分與有能力、有影響的大族合作,政權才可能維繫而不墜。如果執政者為追求自身的名望,例如歷史定位,而無視國內政局、檯面上及檯面下的權力、利益分配,亦無意傾聽民意,一意孤行,那麼造成的結果可能極其駭人。
中國中古時期門閥政治自然有別於現代民主社會,難以直接類比,但是國家權力、利益的分配問題卻是相通的,而且現代社會亦存在足以左右國家政局的大財閥、政治家族及地方派系,更重要的是政府受到憲法及民意制約。如果領導者及其親信目空一切、罔顧綱紀,漠視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那麼這個政權的結局殊難想像。當晉元帝司馬睿逐漸對獨攬大權的瑯琊王氏產生不滿,聽信近臣刁協與劉隗之建議,削弱瑯琊王氏的力量,卻弄巧成拙,激起王敦反叛,最後鬱鬱而終。
一個佔有古代中國半壁江山的偏安封建政權,領導者尚且需要尊重既有的世族政治格局,更何況是今日某座經濟衰退、資源匱乏,位於兩大世界強權夾縫間的蕞爾小島。民主國家的執政者不必英明神武、乾坤獨斷,需要的是尊重憲法、法治精神,抑制權貴財閥,傾聽民意,並在既有的政治格局下,推動國家發展,一昧蠻幹恐怕適得其反。例如,某座小島的領導最近積極推動通過與鄰近強國的服務貿易協定,卻意外遭到廣大民眾的激烈反彈,同時讓該島原來大多對政治冷感的年輕人重新開始關注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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