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特別寄稿］日台の絆は永遠に〔１〕
李登輝（前台灣總統）
翻譯：全面真軍翻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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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發生至今已經一個多月了，看到肩擔台灣將來的學生被警察毆打的影片時，我的心如刀割。對於如此問題，我的立場是一致的。指導者應該要持續傾聽他們的聲音、理解人民的苦痛，同時也要具體拿出誠意來找尋解決之道。
本文是在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前，應編輯部的要求整理而來的。因此，對於現在台灣發生的問題並不會直接回答。然而，對於台灣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日台是生命（命運）共同體」、「日台的羈絆是永遠的」，我如此之主張並沒有改變。雖然喪失了很多，但是日本社會仍然維持著社會的規範。對於東日本大地震時節制的行動仍然記憶猶新。對於台灣而言，日本仍然是偉大的兄長。
關於電影「KANO」
在3小時5分鐘的上映時間後，我哭了，而結髮多年的妻子在我身旁。這是電影KANO（日本預計2015年公開上映）。KANO指的嘉農，正式名稱號作嘉義農林學校，1931年作為台灣的代表於甲子園出登場，得到準冠軍。這部電影就是基於這段史實。電影中，我覺得日本演員永瀬正敏先生所演出，將日本人、本島人（台灣人）以及原住民所組成的隊伍統整為一體的近藤總教練，是為做為領導者的偉大人物。
台灣人好用的詞彙中，有一個叫做「日本精神」。作為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台灣人所學到，而日本戰敗後來自大陸的中國人所欠缺的精神，是台灣人引以為傲之物。是表彰勇氣、誠實、勤勉、奉公、自我犧牲、責任感、守法、清潔的精神。看了『KANO』，我又重新和妻子提到了「日本的教育真是出色啊」。也多虧看了『KANO』，我又能屢屢想起過去自己以及家族的回憶。
雖然『KANO』在台灣十分熱門，但是出現了「過於美化日本的殖民時代」如此之批判。然而，在台灣即將被中國併吞的現在，台灣人應該回顧的正是這部電影中所描繪的「日本精神」。唯有藉由接觸這樣的「日本精神」，台灣人才能重新掙脫中華思想的詛咒，重新確立基於公私區別所確立的民主社會。因此我在從電影院出來後，對記者們如此說道：「台灣人應該看看這部電影」。
「為何要捨棄台灣呢？」
電影中登場的嘉農高校游擊手陳耕元（日本名：上松耕一）是真實的人物，出身於台灣原住民的卑南族。1993年，作家司馬遼太郎來台訪問當時，經由時任總統的我的介紹，司馬先生與陳耕元選手的次男陳建年碰面。陳建年是之後擔任台東縣長的人物。
司馬先生取得與陳建年家族共餐的機會。陳耕元選手的夫人，也就是陳建年的母親蔡昭昭也在一起。根據司馬先生的『台灣紀行』中「千金小姐」上的記載，她比現在是91歲的我還要年長2歲，與司馬先生會面時已經超過70歲了。
宴會結束之時，司馬先生兩度被她問道「日本為何要捨棄台灣呢？」，卻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司馬先生寫道：「詢問的氣氛可以想見倫理觀」。
今日，對於台灣是世界上最親日國家一事應該誰也不會否認。不僅是有日本統治經驗的所謂日本語世代，即使是年輕人間也是親日者眾多。然而，對於如此台灣人對日本的想法，長期以來或許都不過僅是「單戀」。直到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藉由送往日本高額的援助金，台灣人「單戀」的時代終告結束。但是即便如此，一想到日本敗戰而台灣步入苦難，尤其是在有日本統治經驗的所謂日本語世代中，確實是解不開的疙瘩。
本文中，我想要說說看我作為「日本人」的時代。因為我認為戰前的歷史對於戰後以及現在日台所面對的問題，果然還是存有重要的關聯。
對於「應該如何活著」的煩惱
1923年（大正15年）1月15日，我生於台灣北部的淡水郡三芝庄。從台灣因馬關條約而自清國割讓給日本起算，已經經過28年。
隨著身為警察的父親的輪調，我在公學校（小學）時代有四次轉學的經驗。因此不太能交朋友，喜歡獨自閱讀與素描，極度內向的我成為堅強的孩子。雖然在學校也有和朋友爭吵，但是不但沒有庇護作為弟弟的我，反而去安慰對方斥責我不對之處的，是大我兩歲的兄長李登欽。
公學校四年級生之際，有到台北的修學旅行。在前一夜，我提心吊膽地試著對父親訴說那不太敢說出口的請求。「爸爸，我想要在台北買小學館的『兒童百科事典』以及數學的書」，記得是當時的4円。是下級公務員的月薪3円的時代。父親說：「這麼晚才說，沒辦法準備那麼大筆的錢」，我也只能放棄了。
翌日，我靜待乘著巴士出發，而充外傳來扣扣作響的聲音。一看，這不是爸爸嗎？「爸爸，怎麼了呢？」如此詢問道。「你想要買書的錢我拿來了」答道。父親在親戚間奔走，收集了這些錢給我。當時有如升天般的喜悅，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能清楚想起。這故事在寫某一本書的時候，許多日本人來信說自己也有同樣的故事，說明了當時日本的教育熱。
我把父親買給我的百科事典重頭到尾讀遍了。然後，產生了「自己什麼都知道」、「同學們沒什麼大不了」如此驕傲的心情。由於知識的累積，我受肥大化的自我意識所苦。
進入公學校的高年級，雖然母親對我可說是乘在膝蓋般地溺愛，但我腦裡卻立即閃過「墮落」這樣的話語。於是拜託父母「在這鄉下學校待著的話將進不了中學校，請讓我到淡水街吧」，於是轉學到離自家15公里的淡水公學校。我就在寄居老師與友人家裡度過，一面飽嚐寄人籬下的悲哀，一面努力自我成長。
於淡水公學校畢業的我，進入了淡水公學校的高等科。其後，進入台北市國民中學，一年級時感染了斑疹傷寒，不得已休學了半年。擔心我的將來的校長松田先生替我完成了新教系統的私立學校淡水中學校二年級生的編入手續。
在這階段，「我是誰」、「人究竟是什麼」、「應該如何活著」如此疑問益發困擾著我。解救我的，是兄長李登欽的存在。兄長加入了地方的青年團。青年團的活動之一是一起坐禪。我受哥哥的影響開始閱讀鈴木大拙等的書，藉由坐禪苦行、苦鍊身體來克服自我。
率先去作像是打掃廁所這樣人人討厭的工作。早上6點宿舍起床的鐘聲響起道早飯時間的七點截止約一小時的時間，就去掃廁所。如此在學校累積的修練，之後在我成為領導者之際，作為貴重的經驗繼續受用。
雖然曾想過如果要成為畫家，學歷就非必要，但當時意外看到了考試書。那本書寫著「如果想要好好學習的話，就請從舊制高校進入帝國大學」如此勉勵考生的話語。老實地聽進去的我，參加了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文科甲類）的考試。考試當然是以日語進行，但是對於從小學起就親近日語的百科事典、中學時代則當然是「古事記」、「源氏物語」、「玉勝間」這些主要古典文學，又喜好閱讀夏目漱石全集的我而言，國語以及漢文考試絲毫不費力。身為台灣人的我在這兩個科目取得了滿分，老師們也十分驚訝。
與新渡戸稲造的相遇
台北高校一般40人。記憶中當中台灣人學生是3人還是4人。在學時，並不特別感到差別待遇。在自由的校風之下，我和同級生們樂於議論，並勤於讀書。
讀書需要時間。然後我在筆記中將我讀了什麼領域的書、讀到什麼地方都逐一記錄下來。哲學、歷史、倫理學、生物學、科學，幾乎所以領域的書都讀過。高校畢業之前，我光是岩波文庫就有700~800冊。帶給我人生觀影響的書有很多，但如果要選一冊的話，我會舉出19世紀英國思想家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衣裳哲學」。但是卡萊爾的英文格調太高了，讀起來有些困難。那時候，在台北的圖書館裡看到新渡戸稻造關於「衣裳哲學」的講義錄，那給我很大的幫助，並且深受其內容所感動的我也將「武士道」成為我的座右銘。我在京都帝國大學學習農業經濟學，其中一個理由也是受到做為農業經濟學者的新渡戸稻造所影響。
新渡戸在「武士道」中，將「義」「勇」「仁」「礼」「誠」「名誉」「忠義」舉出作為武士的德目，但是武士道中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點則在於強調將這些都能身體力行吧。如何肯定只有一次的人生有怎麼樣的意義呢？為此，從「衣裳哲學」以及「武士道」中學習到關於為公工作而不為己的重要性與可貴，這給了年輕時的我救贖。
「作為決戰下的學徒」
益發喜歡學問的我，本來最後想成為歷史老師，然而台灣亦受戰爭所波及，我提前半年於台北高校畢業。畢業前還有一點時間，我接受「台灣日日新報」的採訪。該報紙堪稱是日治時代台灣發行數最大的報紙，1943年（昭和18年）6月28日發行的該報刊載了我的訪問（現在在台灣大學的圖書館等，也可以檢索、閱讀該報導）。
對於何謂「決戰下學徒的決意」之問題的回答，台北高校3年文科的本島人學生岩里君敘述如左。
（報導翻譯略）
（報導翻譯略）
第一行出現的岩里君，那是我的日本名，我當時叫做岩里政男。然後「作為決戰下的學徒，我們確實的感情無論怎麼說都是能夠在大東亞戰爭中獲勝」，實際上我在京都帝國大學入學後，學業僅僅1年2個月左右便中斷而進入陸軍。那並不是受到召集，而是出於自己的意願。
我成為基督徒是戰後的事，那時雖然是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下徹底的唯心論者，但是想要了解「死」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呢。「尋找武士道中的死」。保持「葉隱（按：日本武士道的經典，葉隱指的是「在君主看不到的地方也要盡忠」）」的精神，認為為了國家戰死也不足惜。受日治時期教育，成為志願兵一事對於當時的台灣青年而言，是非常普通的感覺。
分發到大阪師團後，我馬上被派遣到台灣高雄的高射砲部隊。雖然想要作為步兵徘徊在最前線，了結少年時就十分困擾我的生死問題，但是作為學徒兵的我的願望並沒有被採納。由於所謂高射炮部隊，在沒有砲擊時是有空閒的，於是就閱讀了在日本是禁書的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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