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真軍: 想就醫就別碰政治？淺談保外就醫的行為界限

想就醫就別碰政治？淺談保外就醫的行為界限

（作者：倫敦不沾鍋）

在阿扁保外就醫之後，可以預見的是，對於阿扁什麼事情可以做或不能做，將受到媒體與各方的放大檢視。阿扁是個極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因此阿扁能否再「碰政治」，無疑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柯P要阿扁「出獄之後就不要再碰政治」，台中監獄在阿扁離開前，也耳提面命阿扁「不得」從事各種政治活動，包含不得從事選舉造勢活動、不得接受媒體採訪、不得上政論節目等。副典獄長蘇坤銘的說法是：「保外就醫不等同於出獄，受刑人在外就是要有病人的樣子」。

顯然的，「碰政治」這件事不是保外就醫的受刑人所被期待之事，立委盧嘉辰說阿扁是「狗改不了吃屎」，不可能不碰政治，反應的也就是這種態度。然而，如果「不因人而設事」是我們共同希望的溝通基礎，那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也應撕除阿扁的標籤，從一個更普遍性的角度來討論。受刑人在保外就醫期間，是否就不能「碰政治」呢？「碰政治」可以作為廢止保外就醫的事由嗎？這可以有許多不同途徑的討論，本文僅從法律基本人權的面向，嘗試拋出一些問題，更深入的答案有賴讀者作進一步思考。

一、政治不是受刑人的事？

拋開繁瑣的理論，我們對於政治的範圍界定，可以約略用「公領域」與「私領域」做劃分，在這樣的區分下，「碰政治」可視為是與公領域事務的接觸與參與，任何個人以任何方式與公領域的互動，都可以被定義是廣義的「碰政治」。

在一個民主國家中，這樣的互動也都盡可能被給予最大的保障，因此，我國的憲法不僅保障了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等政治權利，也保障了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出版、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這些政治權利與自由皆在塑造一個清楚的圖像，即人民的政治參與和表達應給予最大的保障。

政治的範圍是如此的寬廣，涉及的權利也是如此的多元，即使你今天不去碰政治，政治也可能隨時找上你，遑論是曾為國家元首的阿扁。因此，法務部去限制保外就醫的受刑人不應「碰政治」，要求求刑人應自我封鎖於私領域，不應涉足公領域，如此的要求是可能且合理的嗎？

很明顯的，法務部的立場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這不僅與民主國家鼓勵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基本價值相違背，也與矯正機關追求受刑人社會復歸的目標不符，因為學習如何扮演一位公民，當然也是矯正機關協助受刑人融入社會的目標之一。此外，若作更細緻的權利思考，這不但限制受刑人的各項基本權，同時也可能侵害到公眾知的權利與媒體的採訪自由。將受刑人排除於政治之外，在根本上除了過於天真，也完全違背了當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二、在監期間不行，所以保外期間也不行？

另一個可能的說法，是以類比監獄的環境來建構保外期間的行為準則。這種論點主張：受刑人在監所內不允許的事情，在保外期間也不應被允許。讓我們先用一個技術性的法律思考，即可瞭解這種說法的問題所在。

法務部認為，保外就醫不等同於假釋，「因為就醫期間不計入刑期」，是的，依據監獄行刑法之規定，保外期間不計入刑期，也因為如此，我們可以主張，受刑人「刑的執行」在此時應處於一種「暫時停止」的狀態，在其行為規範上，除了應依保外的原意接受治療，或出於避免逃亡與再犯的考量外，受刑人的各項權利等同於自由人，皆應給予最大的自由與保障。若不作此解釋，而要求受刑人的行為應類比在監時受到限制，卻又不計入刑期，該規定恐有違憲之疑慮。

退一步看，縱然我們接受法務部的看法，同意受刑人在保外期間仍處於服刑的狀態，但不應忘記的是，根據當代刑罰的精神，刑罰本身僅限於「行動自由」的剝奪，而不及於其他權利的限制，因此，刑法學者有謂：「受刑人來到這（按：指監獄）就是懲罰，而不是來這裡接受懲罰」。也就是說，對受刑人行動自由以外的權利限制，不應視為常態，行政與立法機關應盡最大的努力去改善與實現，否則即應視為是某種程度的怠惰，不在籍投票或許就是個例子。因此，既然保外就醫期間受刑人有更大的可能去實現其權利，即應在此期間給予最大程度的保障，不應以監獄的條件作向下的類比。

三、建構保外就醫期間的行為界限

界定保外期間什麼樣的行為應被允許，無疑需有更加細緻的探討與界定。當前法務部要求「看起來要有病人的樣子」的說法，無疑只是一個粗糙的政治語彙，遑論以這項標準對受刑人的各項政治參與權利作限制。本文認為，建構受刑人在保外期間的行為界限、思考受刑人能否「碰政治」等問題，應考量下列幾個面向：

1. 受刑人的政治參與是基本權，應給予最大程度的實現

政治參與是民主國家最基本的權利，除非受刑人受到褫奪公權的處分，受刑人的政治權利接受憲法所保障。因此，就受刑人的在監期間，諸如受刑人不在藉投票的設計、言論、出版自由、秘密通訊等自由的保障，皆應給予最大程度的實現。保外就醫期間，受刑人既然已經脫離監獄空間，原先為維繫監獄秩序與安全等事由已不再復存，受刑人在此時期的權利自應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

2. 「無損醫療目的」之行為皆應予以保障

保外就醫的目的既然是在保障受刑人受到妥適的醫療照護，保外期間的行為準則，也應該以醫療目的是否能達成作為依歸。

在積極面的要件建構上，矯正機關可要求受刑人定時配合接受醫療計畫所安排的治療；消極面上，矯正機關則可以限制受刑人從事不利於醫療計畫的行為，但為避免矯正機關過度的侵害，制度設計或許應以「事後限制」為原則，緊急狀況才例外允許事前的限制。也就是說，只要受刑人有按規定接受治療，並未從事任何有損於治療的行為，原則皆應給予保障。<保外醫治受刑人管理規則>第3條第6款規定「除維持日常生活及職業所必需外，未經監獄許可，不得從事與治療顯然無關之活動」，顯然對受刑人的自由給予過度且非必要的限制，有必要作進一步作檢討。

3. 防止脫逃與再犯

受刑人於保外就醫時畢竟仍未完成刑期，為防止受刑人的脫逃，相關機關應可一定程度限制或掌控受刑人的行蹤，當前監獄行刑法第58條第4項準用刑事訴訟法第111條許可具保停止羈押之設計，即蘊含這種想法。此外，對於有高度再犯之虞的受刑人，矯正機關亦得給予一定的限制，相關限制也應符合比例原則的精神。

4. 保外就醫事由的消滅

保外就醫的目的既然是保障受刑人接受監獄所無法提供的醫療環境，一旦受刑人的健康狀況獲得恢復，保外就醫的原因自然就消滅，應廢止受刑人的保外就醫。在認定上，矯正機關應以受刑人的「真實健康狀態」為依歸，尋求專業的判斷，而不是以社會觀感的好壞、或看上去有沒有「病人的樣子」作裁量。

5. 權責機構與救濟途徑

就保外就醫的授與和撤銷，當前監獄行刑法授權法務部自為裁量，基於保外就醫可能的急迫性與專業性，監獄行刑法的授權應具有美意。然而，在這次阿扁能否保外就醫的爭議中，我們發現如此設計存在幾個重大的缺陷。

首先，這樣的設計除了無法達成原有的美意，反而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其次，因為行政機關需直接面對強大的民意壓力，反而難以其依據專業而非政治與民意作決議，最後，根據過去的獄政的研究，矯正機關若欠缺適當的監督，其所握有的各種權限常會淪為侵害或報復受刑人的工具，而造成各種監獄人權侵害，在當前保外就醫的認定過程，我們很難排除這樣的可能。因此，在制度的設計上，通盤就決議、監督與救濟的管道作討論，應是未來要進一步規劃的。